源典 |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文/陶希圣

摄于1930年代的一份家庭合照

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存在于其中。

英国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毫不迟疑的断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且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是法律家，在英国法律里随便可以寻出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处所。即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应当是契约制，换句话说，应当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用契约的形式，决定人与人间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身分制，换句话说，人与人的法律关系不应仍依各人身分来决定。英国法却不然。雇佣契约法在英国叫做主仆关系法，家族法在英国叫做家庭关系法，法律里面把人与人的法律关系确定得好好的，凡是这种法律关系都要依这种法律规定以决定其内容。这确是身分制。我们若止看定这一点，也许会认定英国社会是封建社会。

日本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也毫不迟疑的断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且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日本有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从经济运动进入于政治斗争，而与资本阶级相对抗。日本有继续破坏的贫苦农民阶级，这个阶级正在与地主阶级及资本阶级作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但是日本的人士仍然有的认定日本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占国民百分之七八十，小资产阶级有决定的势力——例如全日本农民组合指导者高桥龟吉氏。那末，日本社会便又可以说和中国社会是一样了!？

如果只是见树枝而不见森林，见特殊而不见全体，那末，对一个社会的观察，无论如何是不会正确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的观察更难，没有充分的正确的社会统计供我们的参考，学者各本其“所染”以说明社会现象，所得的结论便大相悬殊。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常以欧洲中世封建制度来和中国社会比拟，所得的结论是中国现在连封建势力都没有。共产主义者常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解剖所得的论断来应用于中国社会，所得的结论是中国已有尖锐化的阶级对立，又或因中国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而主张制造无产阶级以求适合于社会革命的实行。

我觉得社会现象固然有合法则性像自然现象一般，但是社会现象的合法则性并不能使我们作成一个公式，适用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多数社会，而毫无不合。便是自然科学者把两种自然现象相比较时，也要说一句“其他条件相等时”，再才能下一个两者相同的论断，足见得其他条件如有不同，两种现象便不一定相同。况且在观察社会现象以前，我们大抵怀抱着一种“假定”，依照假定去寻求那适合于证明这个假定的材料，这更易使观察陷于错误了。譬如我们先假定古代婚姻是掠夺婚，那末，婚姻在古书里叫做“昏”，便可以去证明古者结婚必于黄昏时候，由男家以暴力劫夺女子。又若看见乡间花轿门上上锁，便去证明古者结婚必用木制肩舆锁上新娘，以防逃逸。这是很易陷于错误的。

所以观察中国社会，要不放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要不因其不合于假定而故意否认它。更要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社会型出现于历史。所以我在本文里面只举出几个实际的社会现象来，供同志们综合的研究，并希望得到严正的批评。

陶希圣（1899—1988）

第一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是不是宗法社会？

我的答案是：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为什么说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呢？宗法制度是指《礼记》上所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作用第一是尊祖，第二是敬宗，第三是收族。而其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其系统在直的方面是嫡长子继承，在横的方面是“以弟事兄，以兄率弟”。至其精神在“尊尊亲亲，男女有别”。

宗法的制度以世禄为基础，世禄既废，宗法不行。秦蕙田《五礼通考》说：

古者有井田，有世禄。井田法行则人无兼并，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有世禄者皆卿大夫也,……卿大夫则有圭田以奉祭，有采地以赡族。盖其禄受之于君，传之于祖，故大宗百世不迁。

制度是依存于世禄，有世禄则作用才可以发挥。这样，所以宗法制度随封建制度消灭，不复存在于后世。我们如执着这一点，必会否认中国现社会里有宗法，尤其不是宗法社会。

不独可以否认中国现社会是宗法社会，更可否认中国古社会曾经行过宗法制度。为什么呢？上述的宗法制度是儒家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上的制度，在古代究竟有那一族实行过？确是一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判断周行过这种制度，周以前及周以外没有普遍行过这种制度的民族。陶彙曾[注]《亲属法大纲》序文中说：



宗法，周制耳。有周称王以前及有周诸族而外，殊难辗宗法之特征。谓宗法制度至周大备，谓宗法社会沿自古昔，而不加时代与民族之区别者皆误也。在周室称王以后，宋犹内娶，楚犹立少子，士大夫如公仪仲子犹舍孙而立子，伊洛之戎犹居近郊，商鞅相秦始别男女。孰谓宗法为中国古代遍行之制度乎？

那末，不独现代中国社会不是宗法社会，古代中国社会也不是宗法社会了。

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宗法势力的存在于今日。为什么呢？宗法的特质是父系父权父治。今日中国的家族是不是父系父权父治呢？（一）什么是父系？从父方去计算谁是亲属的制度叫做父系。中国亲属制度虽不否认女系亲，但是亲属的计算纯以男系为本位。《崔东壁遗书》云：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姓父之姓而不姓母之姓。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谁何者矣。

为什么母之母以上，三世外不知谁何呢？这是中国亲属制度取父系制度的缘故。（二）什么是父权？由子继承父的财产的制度叫做父权。中国的继承法，纯依宗法以定继承人。继承家产的一定是死者的男孩子。《大清律例》所谓：

嫡庶子男，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私生子依子，量与半分。

便是财产由男系子孙继承的规则。继承宗祧的一定是死者的嫡长子孙。《公羊传》所谓：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便是说死者的身分由嫡长子继承，如果有子皆嫡则以长。如果有嫡有庶则立贵。如果有子皆庶则立长。（三）什么是父治？一家的事务和子女的身体都由父统治的制度叫做父治。在中国古代，家是一个劳动组织。田地的分配以家为单位，试引一些古人的话来作证：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 •食货志》李悝语）

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

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礼内则》）

足见得这个劳动组织一切由父主持。一直到现在，还是“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大清律辑注》）一切由于父治这叫做“尊尊”。所以《仪礼·丧服传》说：

父，至尊也。

位于东莞横沥半仙山的朱氏宗祠。

传说朱熹第三代嫡孙朱钜迁入广东，于嘉靖年间，其后人一支在东莞定居。此处祠堂除了是后人祭祖的地点之外，也是记录后人功名、族人议事、村民集会的场所。

父系父权父治的制度下，女子的地位是当然不好的。否，女子并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们对于本宗宗族的妻是怎样看法呢？

其夫属乎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其妻皆妇道也。（《礼记》）

我们对于本宗出嫁女是怎样看法呢？出嫁便以永离相期：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孔子）

我们对于妻的义务怎样定法呢？

妇，服也。

这叫做“男女有别”。至于母系亲和女系亲呢？不独和我们没有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死了也值不得穿多重的丧服。《仪礼 •丧服传》说：

外亲之服皆缌也。

唐代魏徵力争加舅服为小功，还遭儒者的唾骂哩！这大概是所谓“亲亲”。

在这种父系父权父治的特质和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精神之下，中国民族保存着几千年来变迁很少的家族制。这种家族到今日还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单位。父祖的权力，女子的地位和古代有什么差别！中国社会既有这许多特征，我们便不能否认其为宗法社会了。

《徐显卿宦迹图》〈郡尊折节〉描绘徐显卿丧父情景，王徐二公前来吊唁，徐显卿身穿经过简化的斩衰服跪坐在灵案左侧

第二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

我的答案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

什么是封建制度？这个问题好难解答。和宗法制度一样，如果照确定的封建制度来寻求，则中国可以说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民权主义》第二讲说。

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和中国周朝亡了之后变成东周列国一样。所以很多学者把周朝亡后的七雄争长，和罗马亡后变成列国的情形相提并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那个时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还有伯子男，都是很专制的。那种封建政体，比较中国周朝的列国封建制度还要专制得多。

那末，中国没有过封建制度吗？本来在七雄争长的时候，已经是封建制度破坏时期。这个时期，商业资本已渐发达。商人在列国之间已有政治活动——如弦高镐师，及阳翟商人吕不韦用计相秦。商人在列国中的地位也很高——如晋之绛商，通于诸侯，又如陶朱公有力运动楚国大赦。所以七国乃是依春秋时代许多战争及商业资本发展而产生的集权国家，已不是旧来的封建侯领。这个集权国家的政权在官僚士大夫阶级之手而不在封建贵族之手。这时期的领主制已变为采邑制。——如孟尝君的薛，卫鞅的商於。采邑和食采邑者的关系不过是纳税的关系，决不像农奴与领主关系的残酷。

春秋以前，中国有许多封建诸侯。但是周以前，又不能说封建社会，那个时期的牧伯，不过是氏族长。这许多氏族长——《群后》之上冠戴着一个“元后”，——或许元后制是后人假定的也未可知。周统一中国以后，始大封功臣和子弟，例如太公封齐，一到便灭了莱侯及莒侯，莱侯莒侯却便是原来齐地的氏族长。楚不一定是周封的，而楚所灭的汉上诸侯，也大抵是氏族长。这些分封的功臣子弟灭了原有的氏族长以后，便把土地分给随员，这便是卿大夫。卿大夫各从其封地征收租税，经手收租的家臣也许便是冉求做过的季氏宰之类。但是齐鲁晋这些侯封又和欧洲封建领主有些不同。第一，中央的权力好像要比欧洲封建时代的共主有权些。第二，卿大夫封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比对卿大夫的义务好像要重些。前者是因为周的分封，是从共主分封出来的，与欧洲封建诸侯从始便是各自掠夺土地者不同。后者是因为只有诸侯才可领兵，侯封内的权力集中于诸侯，和欧洲封建领主制极端分权者不同，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欧洲封建领主制究竟是怎样的，还不能一言决定。《大英百科全书》封建制度解释中说：

吾人之用封建制度一语，为便利计耳。若谓其含有系统之意味，即为失当。封建制度在极端发达之时期，亦绝无系统之可言。其为物也，实一种略具组织之混乱耳。各地所流行者颇不相同，故无怪各封土间各有其特异的习惯。（《双十月刊》三期九五页引用）

西周大盂鼎。其铭文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第二应当注意的，周的集权于中央是不是儒家的假说还不可知。周初灭殷以后是不是各氏族交争土地，如莱莒之争长齐都，和徐偃王之争夺淮域？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如此则要把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两个特征来和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两个传说大加比较，是不十分妥当的。若因为这一两个传说和那一两个特征稍有不同，便否认中国的封建制度，那更不大妥当。若由大体上说：中国封建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也有相同的各点。

第一、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这是两者相同的第一点。欧洲的封建领主在领地上有所有权。后来罗马法学者把这种所有权看做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换句话说，他们把罗马法上所有权观念解释领主对领地的所有权。其实后者是公法的性质，前者是私法的观念，本来是不同的。有权威的学者，如英国的亨利梅因，他便能够把两者不同的处所分开。他在《古代法》名著上指出领主的权力是一种层层重叠的权力，罗马法学者把重叠部分分开，仅观察其一点，遂以为领主的权力是一种私法上的所有权。这是不对的。领主的权力既不能以罗马法上所有权来说明，那我们便不能认定欧洲封建诸侯对领地的领有关系和中国古代诸侯对领地的领有关系全没有相同之点。

第二、 在中国古代分封诸侯的典礼有由天子授与茅土于受封者的仪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后归受封者的领有。这种礼节到汉代还是照行。欧洲封建诸侯分封下级领主的时候也授与土和刀以表示领有关系的开始。自分封后，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便成为领主的臣民，其间发生一种忠勤关系。——领主保护（义务）并统治臣民（权利）。臣民纳租税服劳役（义务）并享受领主的保护（权利）。换句话说：领主与农民之间发生一种隶属关系和保护关系。人与人间的隶属关系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

第三、 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大特点。侯分封领地于伯，伯再分封于子男。也可以说侯分封于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于家臣。欧洲的等级名称虽和中国不同，而其为等级则一，在等级制度之下，每一个人的地利义务皆取决于其所属的等级。农奴之子常为农奴。贵族之子常为贵族。而农民一家之中，又以家长为代表以接受耕地，家族之中，遂亦以身分定权义。这种制度叫做身分制。即卫几若氏所说：

古者，个人系属于所隶之集团而不可分离。所居地位惟决于诞生之事，而不得以自己之意思变更之,……即吾所谓必然聚集，而亦梅因所谓身分制也。（陶彙曾 《亲属法大纲》二十页引用）

总之，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而小异之差，也许和欧洲各地封建制度互异之差相等。这种封建制度后来变革了多少呢？观察中国封建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再自问题答案的追求中进行我们的分析。问题是：

——战国时代，中国已有了商业资本，为什么直至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达呢？

公孙愈之先生在《前进》第四期上分析中国的社会构造，很是详明。他说：

中国自封建制度崩溃以后，直到现在，社会的构造没有改变。这个构造的特征是：

（一）不发达的钱币经济。中国的钱币，不但未经国家严格的支配，仍是以重量通用，并且钱币经济和天然经济还是并行着。

（二）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很少工业资本。

（三）土地价值的流动化，购置土地成为最重要最普遍的投资。

以上所举的特征，自封建制度崩溃后直至现在，没有改变。最奇怪的，就是虽然和西洋通商将近百年，政治上经济上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社会的经济的构造，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这个构造，可以叫做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思想是封建的，保存这个思想的有传统的圣经贤传。经济与社会倒是初期资本主义的。

公孙愈之先生根据这个分析，主张中国现在的社会构造，并非封建制度，所以和顾孟馀先生一样，以为“中国的农民问题与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决不能在打倒封建制度的口号之下解决的”。但是我对于公孙和顾先生的分析，还有几个疑点：

第一、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何以不能有进一步的发达这一点说明。

第二、封建思想是圣经贤传所保存，圣经贤传是什么势力保存着的？

第三、西洋和中国是不是泛泛的通商？通商以后，中国社会构造是不是没有根本改变？

1907年的上海外滩

最后一段留在本文第四段质疑并讨论。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势力保存着封建思想，致成为资本主义的桎梏而数千年来终不能作进一步的发达。

中国的圣经贤传确是封建思想的结晶。但是圣经贤传在封建制度崩坏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才结晶起来，在那个时期，圣经贤传不过是各种学说中的一派，为邹鲁缙绅先生所主张。老庄、墨子、和三晋的申韩，在当时和孔子都等量齐观。秦统一中国以后，全采取申韩的学说，蔚为中央集权的法治国家。汉高至汉武初年又重视黄老之说。汉武虽想崇儒术，却格于太后和功臣，几酿成大狱。汉武的尊崇儒术虽终竟成功，但是以前的轻儒的事实却仍自昭垂于历史。由这些事实看来，足见得圣经贤传的保存，还依赖着圣经贤传以外的势力。复次，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的时期，一定和封建制度相冲突，第一步必然有随资本主义发生发达的思想来打破封建思想。第二步才是资本主义的势力和封建势力相肉搏以争夺政权。第三步才完全遂资本主义的发达。这个过程便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中国，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克服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反维持了数千年的权威，资产阶级也始终没有发达到具有夺取国家政权的实力。这是什么势力把它压倒着呢？

封建制度崩坏了，我们仍旧要追寻这桎梏着资本主义的势力！

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环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遂其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在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自齐霸中国以后，各侯封间继续起了几次大战，渐促成国内的中央集权。而战争的背后，颇有商业发达，都市集中，人口增进的影子。但中央集权的政权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崩坏。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情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在战国末期，有突进的势力，如信陵君的专魏，孟尝君的振齐，燕太子的刺秦，都是这个阶级的浪漫的斗争史。而信陵平原的勾结，已目无魏赵两君。这个阶级的成分是贵族，知识分子及游侠。知识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维持住这个阶级的优越地位，为法家所痛恨，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证明了这个阶级的反法治精神。

秦统一中国，便根据法家的学说建设集权的国家。各地行政由“守”任之，绝不封建子弟以相错杂。中央王室亦不许有贵族身分的存在，集大权于秦皇之一身。过去的贵族及儒侠混成的阶级因此一时潜伏于市井及田亩，一旦揭竿而起，遂颠覆秦皇。在此时期，陈胜冒称张楚，项氏迎立怀王，分封六国之后，招集这个阶级流亡分子，几乎把六国争雄的局面再建起来。士大夫阶级的社会势力，无遗恨的尽量表现。但是刘邦称帝以后，仍然力求镇压这个阶级，一方面徙豪杰于关内，一方面设守吏于地方，一方面虽分封子弟，而行政权力仍归于守吏。自此以后，士大夫阶级一时破坏。到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历史上又发现士大夫阶级再建的痕迹。前汉的末叶，后汉的全朝，都是士大夫阶级极盛时期。在朝为公卿，在外为守吏，在野为“月旦”政治及砥砺气节，治理农村的士人。其时阶级的人数不多，所以生活易，生活易所以很少浮滥的行为。这个时期，知识还没有扩大及于平民，后来知识逐渐普及，阶级便扩大了数量，而气节等等便崩坏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散布于各阶级间，何以中国士大夫阶级能够自成一阶级呢？

第一、因为这个阶级是一种扩大的身分阶级。这个阶级是封建贵族的扩大。有门第的超越，有知识的优异，对于庶民拥着一种身分的信仰。

第二、因为这个阶级的生存和封建贵族阶级的生存是一样的寄托在农民之上。（一）个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农民收取租稞以自奉，乃有余暇以从事于知识追求政治活动。（二）阶级的活动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农民收取赋税，以为俸禄，乃能运用政权，威临于劳苦农民之前。（三）阶级的保存有赖于身分的封锁。门第不相当者不通婚，而门第相当者相结纳。谱牒之学，便是封锁身分的武器。（四）阶级的流通又用科举或选举制度，以士大夫阶级思想的定型，吸收庶民中优秀分子，使加入士大夫阶级。

自汉以后，士大夫阶级为政治活动计，常依附于帝王。在王朝崩坏时期，又依附于新起的战斗团体。新起的战斗团体虽有的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但也有旧来的军官士子，因讨伐农民而厚集兵力所成立。即令战斗团体是农民起义所长成，一取得帝王地位，即感觉“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便收罗士大夫共谋大计，而“夥涉为王”的当儿，已脱离其原来所属的农民阶级。异族入主中国，中国的士大夫也同样的包围，北魏与满清帝王因此莫不感染于中国文化 ——“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统治阶级文化。

张维邦 《合画冰嬉图》局部

士大夫以其政治威力维持其土地所有权和身分优越权。一方面，地主之于佃农，决不止于契约上的诛求。服力役，致敬意，于租稞的收取外，还有人格的支配。士大夫地主之前，只有佃头才有发言的余地，而一般佃户尚可望而不可及。一有延缓交纳的事情，则“忤佃”的诉讼必归胜利于地主。他方面，于地主的佃权以外，士大夫的身分更是剥削农民的工具。一面出入官厅，左右行政，一面判断狱讼，执农村的政权。因此，在农民的立场上观察，官厅的长官及吏胥和地主士大夫实成为整个的阶级，这种阶级的支配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支配，性质作用大抵相同，不过在封建领主则土地所有权和臣民统治权合并于一身，而在士大夫阶级，则前者权力分属于个人，后者权力分属于官府。由士大夫阶级内部看，确和封建时代不同，由士大夫阶级和农民的势力关系看，又和封建时代无异。

士大夫阶级的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对战斗团体的依赖性及对生产庶民的抑制性是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这种社会实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象征。工商业资本主义在这种势力桎梏之下，没有发达的可能。这种势力，只有叫做封建势力。要把封建势力支配下的社会分解，可如下图：

综结上述，封建制度虽已破坏，而封建势力还存在着。封建势力便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作进一步发达的桎梏，也便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源泉。

上面的说明，可完全适用于八十余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但对于八十余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却只可部分的适用。这是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构造的改变。

中国的政治组织整个建立在乡村的农民之上，而士大夫也便是农民所养育的游惰阶级，这个阶级是封建社会的身分阶级的扩大，其阶级支配在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信仰。个个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保存着多少封建的意识，而整个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势力关系则纯为封建的阶级关系。

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这个身分阶级已陷于破坏及紊乱时期。在从前士大夫阶级俸给及租课所得大抵投于土地的购买，所以土地价值的流通化，是中国从前的经济构造一个特征。虽有人会认为资本主义的征象，而不知这正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生存的表现。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发展中国的城市经济并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以后，投资的方向因之一变，而群趋于工商业的经营。因此便生出下面的现象：

（一）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分的崇拜，第一使士大夫阶级崩溃，第二使商人僭有士大夫从来的信仰。

（二）富裕的士大夫（官僚）渐投资于工商业，使士大夫阶级兼地主与资本家。

1912年4月21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来到广东会馆，受到留闽广东同乡会的热烈欢迎，并摄影留念。前排坐者左6起：宋霭龄、孙娫、胡汉民、孙中山、孙科、孙婉。

复次，帝国主义第一期的侵略是在协定关税及通商地制度之下，输入大量的商品于中国，与中国土货争市场。第二期的侵略却是在中国内地设立工厂，发展产业于中国境内。第三期的侵略更变换其性质：除继续商业的及产业的侵略以外，运用其雄厚的资本于中国境内，使中国工商业于屈服于市场竞争之外，还附庸于外国投资。中国的社会构造又有重大的改变。在第一期，发生了外国商店的代理人，即买办阶级。在第三期发生了运用外国资本及以外国资本为后援的中国资本家。而第二期中，与外国产业竞争失败的中国产业，到这个时期，成功了外国资本的销纳场所。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前受封建势力的支配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一种非正常的发展。在法律上，中国的资本分属于外国资本家、买办、官僚及中国资本家，但在经济上，则莫不附庸并屈服于外国资本之下。以外国资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资本阶级。这个阶级是由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和士大夫身分阶级不同，如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必没有产生的可能。但因有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资本阶级颇具有士大夫阶级性，更容易和战斗团体结缘。又因为资本阶级的发展，不是中国经济构造内部自发的形式，而是由中国经济构造外部的轧轹，所以虽看见资本阶级的成立，而看不见封建思想的破坏和民主革命的成功。

若分解帝国主义侵略后的社会构造，则可如下图：

第三个要解答的是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

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要提到主张阶级斗争是一件事，认识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另一件事。总理在《实业计划》里说：

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是也。

同时又说：

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

《军人精神教育》第三课说：

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

同时又说：

以中国论，现时尚无大资本家专制之弊。然将来实业发达，则亦必有社会革命问题发生。

总理是承认阶级并阶级战争的。但中国尚没有严重的阶级对立，所以不主张促成阶级战争。一方面虽不主张阶级战争，他方面又不否认中国有资本阶级的存在。《实业计划》里说：

资本家之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

《军人精神教育》里说：

中国今日虽无大资本家，然其见端固已有之。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

据尚明轩《孙中山图文全传》

社会阶级的存在与否，是要从事实上去观察，决不必因本党反对狭隘的阶级战争，遂否认中国有社会阶级。

第一，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已有“见端”。试就新式产业观察，中国产业，近年来有进步的倾向，就机器和原料的输入额说：大战发生前一年（一九一三年）总额为八、〇一九、〇〇〇两。到了一九二一年，为七三、二一二、〇〇〇两，一九二二年为六六、七八四、〇〇〇两，超过一九一三年八九倍。产业的发达，使工农商业的资本激增，而资本集中的现象也很显著。一九一二年工业公司数为五三一，资本为五四、八〇八、二〇二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减为四二五，资本额增为一二九、二二一、二四七元。农业公司一九一二年数目为一七一，资本额为六、三五一、六七二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减为一〇二，资本额增为一二、四六八、八。四元。商业公司，一九一二年为一三一，资本额为一三、四二七、二四九元，至一九一九年，公司数不变而资本额则增为二四、〇九一、六三〇元。工厂工人的数目达二十万，而一九一五年农商部统计，手工业工人有一一、四八三、五九八人，而工商业者有二、三八八、一九〇户。

第二、农村阶级的现状，为事亦属可惊。我现在把公孙愈之先生在《前进》第四期《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所列表式及论断节抄下来：

去年谭平山在汉口土地委员会宣布的两个表抄录于下。

按百分法计算各层的农户，其结果如下：

1. 一至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四四・四五

2. 十至三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二四・七三

3. 三十至五十亩的农户有百分之一六・二一

4. 五十至一百亩的农户有百分之九・五七

5. 五百亩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三三

按百分法计算各种农户的土地分配，其结果如下：

1. 平均有五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六・一六

2. 平均有二十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一三・二六

3. 平均有四十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一七・四四

4. 平均有七十五亩地的占土地百分之一九・四〇

5. 有百亩以上的占土地百分之四三・〇〇

宣布以上的“统计表”之后，于是当然的结论，就是中国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均。因为百分之五的农户要占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而一亩至十亩的农户，虽然居全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四，却只占百分之六的土地！然而公孙先生知道这个统计完全是假造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也有一个估计，抄录于下：

这个统计，自然也不可信。然而最滑稽的是它与共产党的“统计”恰恰相反。它说十亩以下的农户占土地百分之四十二，而百亩以上的农户占百分之六。据公孙先生的意见，无宁说“东亚同文会”的数字比较的近于事实。中国很少大地主，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了。

 中国虽然很少大地主，却是一切地主所占的土地确是不少。同时，地租很高，佃户和农业工人所受的压迫很重，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所熟知，也是许多欧美人的调查所证明的。

综合许多材料，可以说中国全国的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而地租平均总在耕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在南方较重，在北方较轻。

 以上是公孙先生的论断。

中国全国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所以地主和佃户的阶级现象很是可惊。总理《民生主义》中“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便是根据这种现象的。《民生主义》第三讲说：

中国现在虽然是没有大地主，但是一般农民有九成都是没有田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

农民问题，大地主多固然是严重，大地主少也不失其严重的性质，因为地主和佃户的实际情形是如上所述的！

产业状况和农村状况既如上述，我们断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的存在。中国社会固然不像欧美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一个阶级社会，也不是像原始社会那样，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职业社会，这是从上面所述，可以断言的。

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动的发展。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以后，上层社会除兼地主与资本家的残余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在都市，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有“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形势极为严重。

中国社会便是这样一个社会！

附注：作者执笔的时候，正是在上海养病的时候，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在发表以求同志严重批评的当儿，向读者抱着无限的歉意。

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本文选自《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陶希圣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注] 即陶希圣。陶希圣原名陶彙曾，字希圣，以字行。

编辑 丨刘一杉

校对  |  陈   哲

审核 丨赵逸洲、李昊玮